随着印度人变得更有文化,更城市化,知道更多信息,以及现在更精通互联网,他们推进的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是一个反映印度的群体和等级制度的国家。

 

阿育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Vinay Sitapati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网络普及对印度政治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并非是脸书这类平台改变了印度,而是印度一些底层的人们在接触社交媒体后,把他们的原有偏见带入了这些平台。因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底层人民不满上层精英阶级已久,而现任总理莫迪正是利用了这些不满,通过网络放大这类情绪,从而获得了支持。

 

科技巨头脸书在10月份泄露的内部文件,揭示了有关公司管理社交媒体一些令人震惊的细节。这家最近改名为Meta的公司,明明知道但却忽视了自己的社平台在世界各地的有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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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更多人识字和上网后,为何印度会变得更偏执而不是更自由?

随着印度人变得更有文化,更城市化,知道更多信息,以及现在更精通互联网,他们推进的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是一个反映印度的群体和等级制度的国家。   阿育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Vinay Sitapati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网络普及对印度政治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并非是脸书这类平台改变了印度,而是印度一些底层的人们在接触社交媒体后,把他们的原有偏见带入了这些平台。因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底层人民不满上层精英阶级已久,而现任总理莫迪正是利用了这些不满,通过网络放大这类情绪,从而获得了支持。   科技巨头脸书在10月份泄露的内部文件,揭示了有关公司管理社交媒体一些令人震惊的细节。这家最近改名为Meta的公司,明明知道但却忽视了自己的社平台在世界各地的有害后果。   脸书员工对印度的发展尤其感到震惊,印度是它最大的单一市场,拥有3.4亿用户。备忘录中显示,脸书知道自己的平台被用来兜售错误信息,并针对印度的1.72亿穆斯林,发表仇恨言论和描述暴力。脸书的算法将这些内容推给用户,即使它的监控机制已经失效;脸书的人工智能算法仅能筛选印度22种官方语言中的5种。而这家价值近万亿美元的公司,却选择做很少的工作,并将问题归咎于资源匮乏。   这一丑闻,将注意力引向了Facebook在新市场的运营,这是应该的。但这家公司在印度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更大的事实:脸书上无处不在的偏狭与其说是算法的产物,不如说是印度社会变化的产物。   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度人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公司进入公共领域,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偏见。   互联网在印度的扩张,与莫迪及他的印度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BJP)的崛起相吻合。自从他在2014年成为总理以来,印度互联网用户的数量翻了两番,从2.13亿增加到8.25亿。仅在2020年,就有7800万印度人首次使用社交媒体。   脸书、Instagram和WhatsApp,让数亿人进入了他们长期以来感到难以进入的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的扩大,也凸显了印度自由主义的薄弱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所促成的在线行为表明,民主化和更大的政治包容性,是如何将印度推离它的建国理想轨道的。   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英国统治结束后,印度于1950年颁布了宪法,宣布了一个主要是世俗和自由民主的国家。个人不仅是这个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单位,也是社会和经济单位。   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假设,在当时到今天都与印度人的实际生活方式相抵触。2021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也是同类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项),发现尽管大多数印度人在宗教上是宽容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锡克教徒,都生活在自己核心的宗教徒中间,他们的朋友主要来自与自己相同的背景,并继续认同于自己的种姓制度(这是印度建国者试图从印度社会中清除的一种等级分化的形式)。   调查还发现,对于大多数印度人(占印度人口的80%)来说,他们的民族身份、宗教和主要语言(印地语,印度许多北部和中部地区的主要语言)是紧密结合的。这种隔离和宽容、集体认同和个人投票的交融,是大多数印度人的生活方式。   (注:印度的种姓制度,或称瓦尔纳制度,主要将人严格分成四个等级,婆罗门主要为祭司和僧侣;刹帝利为统治者和战士,通常掌握实权;吠舍从事经商或手艺人;以及首陀罗,属于劳动者或奴隶阶级。此外还有贱民等级,包括罪犯以及被种姓制度排除在外的人。)   现代印度的创始人,如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监督起草印度宪法的第一任法律部长B.R.安贝德卡,意识到他们的愿景与大多数印度人的生活现实相抵触。但正如政治理论家马达夫·科斯拉所言,他们希望“通过编纂法典来阐述规则”,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及以个人为中心的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一个传统的、以群体为基础的社会,重建为一个适合开明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   由于印度人对领导印度的反英独立运动的国民大会党(国大党)的感激之情,以及尼赫鲁的个人声望,他们高远的(有人会说是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作为印度的统治逻辑持续了几十年。而印度讲英语的统治精英们也得到了帮助,因为在共和国成立的早期,很少有印度人有足够的能力或参与热情,真正涉足于政治进程。   1947年印度独立时,几乎不到十分之一的印度人能够阅读和书写(相比之下,今天,八成的人能够读写)。在1951年印度的第一次选举中,有55个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竞争(相比之下,在最近的2019年全国选举中,有669个政党)。而在1951年的选举中,全国1.76亿合格选民的投票率为45%(相比之下,上次选举中9亿多选民的投票率为67%)。   印度的早期的自由主义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基础上。   这种非政治化的公民基础,使精英们能够将西式的自由民主嫁接到一个远离西方的社会。这一实验看似成功,却激起了人们的狂妄,认为一个才建国几十年的现代国家可以改变一个延续千年的社会。相反,随着印度人变得更有文化,更城市化,知道更多信息,以及现在更精通互联网,他们推进的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是一个反映印度的群体和等级制度的国家。   这个社会改变了国家。   打开大门   现代印度的创始人,希望防止出现一个印度教版的巴基斯坦(由穆斯林占多数),并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其多数宗教社区风俗的国家。只要国大党仍然受欢迎,而印度的印度教多数人按照其他路线,例如按照阶级和种姓归属投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就很难获得主导地位。   但正如笔者在最近出版的《莫迪之前的印度:印度人民党是如何上台的》(India Before Modi: How the BJP Came to Power)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百年来一直在努力创造一个统一的印度教投票集团,既讨好低种姓的印度教徒,又能与穆斯林对抗。   在低种姓的莫迪领导下,这一转变似乎即将完成。他的选民与上层种姓的中产阶级(印度人口中的少数)印度教徒相去甚远,他们形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最初基础。就像他本人一样,莫迪的选民往往比较贫穷,受过较少教育,而且种姓等级较低。而并非巧合的是,他们正是在过去几年中推动社交媒体扩张的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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